最想念的季節       張瑞芬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載於 中國時報副刊  1999.7.24

   

  端午節前一天,鬱結了一上午的熱氣,午後驟然落下閃電雷雨,水如飛瀑銀蛇般傾瀉而下,抱著一落期末考卷,我呆立在行政大樓側門口,昏頭轉向的腦中,依稀只殘留著成績室小姐嗑瓜子的聲響和瓜子迸裂的香氣。

 

  是國科會總要結案的季節,也是白娘娘遇到許仙的的季節。每年在這鬧哄哄的蟬聲中上完最後一堂課,行屍走肉的看校門口那株怒放的鳳凰木染紅半個天空,以及這些一群群原來和我毫無關係的學生以後注定也是毫無關係。

 

  站在六月酷暑的講堂上,文教館四樓老舊的電扇吹涸了一尾失水的魚,望著蹺課蹺了一大半的課室,說起我曾經拍過電影,土木系的男生發出可怕的爆笑聲,凝滯的空氣中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,那種放肆的、很男性的笑法,倒使我懷疑起自己所說的話來。那十九歲的容顏曾是我的,眼中有笑意,嘴角有不羈,眉間有一種理直氣壯的單純。

 

  能夠在一九九九年十九歲,實在是奢侈的事。

 

  在中臺灣一個植物園般的大學中,我的十九歲被插在農藝、園藝、食科等系之中,東張西望的當淑女。校史七十年,唸的學科倒有幾千年歷史了,在濃蔭中往上抬眼,天空還帶一點日據時代曖昧的藍。拍電影對我是很遙遠的事,那讀書以外的事對我皆猶如天外。而生命中的猝不及防,正如藍天被一隻大手狠狠的旋了一下,使我看見了另一個我所不知道的真實世界。

 

  是一個六月的微風夏夜,圖書館前的草坪音樂會氣氛已近沸騰,數千名學生的眼光齊集在臺上的民歌手楊耀東、李建復、王新蓮身上,人群隨著高分貝的節奏忘情的扭擺著,我在人潮中,一個南臺灣來的小孩沒見過這等狂熱的場面,幾乎是張目結舌聽完全場的。掌聲熱烈的響起許久之後,幕落了。突然有人指著胸前掛著女青年會名牌正搬桌子的我說:「你你,對,就是你,過來一下」,我一抬頭只見幾十萬瓦的強力燈光照得黑夜如白晝,還沒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,一個臉圓圓的胖子朝我翻個白眼,點了個頭。後來才知道,囂張是有道理的,他是李行。

 

  取景取到大學來,不是什麼稀奇的事,但臺美斷交才四年,是個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當口,於是中影製片,李行導演,名曰「龍的傳人」,找來一票當紅民歌手來充實劇情。阿B(鍾鎮濤)和蘇明明演年輕有幹勁的一對,以民歌下鄉宣導政令,秦祥林林鳳嬌當然就是腐敗的一對出洋留學不回來的云云。而我是什麼呢?我是那個向阿B報告「團長,人都到齊了」的合唱團團員。我的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處女夭亡作。當然,第一句也是最後一句臺詞。

  那時,笑起來露出燦爛白牙齒的我,並不表示了解了人生,相反的,單純到了無知的境界,站在阿B背後,賣力的和大伙兒把「浮雲遊子」「讓我們看雲去」唱了十三遍,錄完第一個鏡頭。結結實實感到吃了一點苦頭,是第二天下鄉到彰化花壇去出外景的事。團員十數人站在巔簸的牛車上(總要醞釀一點鄉土情懷),從上坡緩緩而下,背景是一大片花海,悠揚的歌聲伴隨著我的一個笑臉雙手揮舞的大特寫,又是十三遍。所不同的是,這次還不行,李建復又要補妝了,大家叫起苦來。烈日之下,眾人皆黑如炭條,偏他就是白到和我們不搭調,一流汗,褐色粉條就得重塗。

 

  很多年以後,仍清楚記得蘇明明那精巧細緻完美無瑕的小臉,導演一喊「Cut」,迅如鷹榫的便拿斗笠遮太陽,如是者十數回;彼時還年輕的阿B帶點淘氣促狹啃西瓜的神情(這使我後來對B嫂的婚變寄予無限的同情);楊耀東講笑話講到所有人彎腰笑不出聲音來的樣子,以及自己那理直氣壯的年輕聲音:「不行,我明天有課耶」。

 

  我所不能明白的是,為什麼當時會覺得上課(也不過就是沒人知道讀了做什麼的「左傳」)是件那麼重要的事。或許只是覺得這輩子不能耗在一個鏡頭十三遍上面,即使它會重播三萬遍,即使玩得很開心,喜歡這些人,甚且拿到了一筆鉅款(一張千元大鈔的臨時演員酬勞)。彷彿一個小孩一腳踏入成人的世界,惆悵的是,並沒有太高興。

 

  時隔十數年,場景仍在台中,十九歲的年輕人已換了人演,而我痛恨台上這個不能蹺課的角色,有時常希望自己自己像卡夫卡筆下的甲蟲,在課堂上突然搖身一變,倉皇遁走。

 

  我想念那個陽光簇新的六月,想念那個十九歲時不願蹺課再去拍一天電影的自己,因為我現在真想蹺課去拍電影,即使演阿匹婆也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