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枝花話•話一枝花

-論張愛玲、胡蘭成與朱天文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張瑞芬 (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)

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11期「張愛玲專號」20047 13000 2007.1.16修正

  

 

我喜歡胡爺,是他的文章開了我的悟識;是他的大器寬了我的性情。許多人是因為張愛玲而喜歡胡爺的,我不是,我是先認識了胡爺,才能懂得張愛玲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-丁亞民<時人對此一枝花,如夢相似>

 

啊!胡蘭成!我和阿丁說,如果我能寫他,此後筆下再也沒有可以難倒我的人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-王蕙玲<張愛玲睡了嗎?>[1]

 

山川歲月:丁亞民與「三三」風格的胡腔

2004年開春,由丁亞民導演,王蕙玲編劇的公視八點檔年度大戲《她從海上來-張愛玲傳奇》,重現了張愛玲的時代、文本及傳奇一生。對於台灣長久以來存在的許多張迷而言,它是一窺張愛玲內心世界與周邊人事的迷人窗口,也因為六0年代以來持續發燒的張學熱潮,關於張愛玲的周邊研究幾已開發殆盡(舉凡家世、佚作、書信、在美婚姻、得獎考),更加考驗著導演與編劇的詮釋功力。

 

導演丁亞民,原是《三三集刊》(1977-1981)核心作者群,與朱天文、朱天心、蔣曉雲俱發跡於1976年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(時年十八,筆名「野民」,得獎作是<冬祭>),季季曾為文<最小的老大-野民素描>以林懷民(早慧兼憂傷)與之相比。丁亞民曾與朱天心、謝材俊、林端並稱「三三」的四人幫,兩年後復與朱天心、馬叔禮、盧非易列名時報文學獎得獎名單。在八0年代初出版《青青河畔草》、《邊城兒》、《白雲謠》後,電視劇本「守著陽光守著你」、電影劇本「最想念的季節」俱有好評,數年前導演「人間四月天」所造成的轟動,更令人記憶猶新。

 

《三三集刊》代表眷村第二代知識階層,在七0年代末作為本土意識的對立面,成為大中國最後的蒼涼一筆,原有其時代的特殊性,學界已有許多專文討論。值得注意的是,時移事往,三十年後三三成員淬鍊出來的文學實力,迸現出台灣當代文學空前的火樹銀花,這璀璨無比的世紀末華麗,跨越散文、小說、戲劇、電影諸多文類,丁亞民外,至少就包括了朱天文、朱天心、唐諾(謝材俊)、袁瓊瓊(朱陵)、盧非易、蕭麗紅、蘇偉貞、履彊、林燿德(林耀德)、郭強生、林俊穎、楊照(李明駿)、陳玉慧(阿洛)等,連同向與朱家友好的張大春,至今仍是文壇中生代主力。

 

《三三》作者,多被界定為張派小說傳人,王德威〈落地的麥子不死-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「張派」作家的超越之路〉諸文論此甚詳。「三三」文體,常見的籠統說法乃胡蘭成和張愛玲二人的混融,所謂「張腔胡調」。這個說法,恐怕有再評估的必要。1944年張胡的遇合,使胡蘭成筆下開了聰明是事實,以致於當時胡蘭成發表在《苦竹》上的散文就已經有張愛玲的韻致。例如:「城堛瑤犎M雞,也是圈起飼養,在燒煮成食物以前它們已經是食物了,不是活的,所以永遠不新鮮」;「衣櫃堣@襲襲掛著的旗袍,彷彿從來沒有經人穿過,穿著在身上也依然是身外之物」;「這船在滿是燈火的河水寬闊處開去,機器的聲音有一種豪華」這等句法,完全得到張愛玲的神髓。然而再比較其他時期的作品,則張胡文字特質,仍有顯著的差異存在。

 

張愛玲筆下老辣世故,其實她經歷的事卻很少,她出身貴冑世家,卻多寫庸俗人事,胡蘭成適巧相反,他是來自鄉俚的,筆下卻處處都是高華氣象,一派貴氣。如:日月山川、歲月河山、大信貞觀、慷慨有大志、清揚靜好、慷慨豪貴、剛強烈性、悠悠蕩蕩等字彙,呈現著一種俯瞰的智慧。

 

張愛玲透過人生的浮沫和瑣細去洞觀生命,對世情有一種悲涼的、近宗教性的體察,而胡蘭成則連《今生今世》這樣的半自傳散文也充滿風流自喜,顧盼自得,沒有半點懺悔或救贖的意味。張愛玲之於人生,採冷眼靜觀的姿態,總在那陰暗處窺視著,而胡蘭成則永遠意識著自我的存在,興高采烈的活著。我們從二人慣用的意象,亦可看出其間本質上的差別。張愛玲尚「月亮」的陰暗,她那「藍陰陰的月光」,「有著靜靜的殺機」,或「使人汗毛凜凜的反常明月」,「像個戲劇化的猙獰臉譜」,令人印象深刻至極。而胡蘭成的陽光處處,適與之形成對比。例如:「好男如陽光,好女如顏色」,「十里桑地秧田,日影沙堤,就像腳下的地都是黃金鋪的」,「桃花極豔,但那顏色即是陽光」,「是一種可與陽光遊戲的顏色」,「記得是下午,屋瓦上都是陽光」。

 

胡蘭成的文字,究竟是雋美?清揚?魅惑?仙氣?貴氣?或者乾脆就是妖豔?怎麼說似乎都不是,只覺得在那種搖曳生姿的逍遙言語中,爰居爰處,爰笑爰語,人世的山高水深便給他道盡了。這樣的風格與文字造詣,令人想找形容詞都要棄甲投降,只覺得是一種照眼驚人的美,再來就是無以名之,別有一種性別反串和喬裝作致的意態。尤其在青春、潔癖、天才與童心的強調上。「這樣把天文和巫祝分開,實在清潔」,「凡是鮮潔的東西都有一種挺秀」,「壞到怎樣亦臉上有一種天真,叫人不知要怎樣說他們才好」,「她的人是這樣鮮潔,鮮潔的有如鋒稜,連不可妥協,連不可叛逆」。這種妖嬌多姿的模式,遂形塑了三三諸人文字「內在老成,外在天真」的表徵,一種「跌宕自喜,與造化相頑」,宛若天山童姥般的童顏稚語。彷彿在童稚化的表象之下,才能印證一種直觀感悟,「復歸於嬰兒」的境界。這也正是胡蘭成的「禪學政治學」的「好玩與喜反」的延伸解釋。

 

不說較為典型的朱天文仙枝等人,舉丁亞民與謝材俊「三三」時期仿胡體的散文數例,在這些酷肖胡蘭成的文字中,尤其可以明白胡式文體的「反串」傾向與嫵媚特質:

 

「白雲千載空悠悠,任世人怎麼怎麼的懷想,她都是情緣也不落一個了。…你若是個有志氣的,該要如何面對中國的日月江山呢? 」(丁亞民 <序朱天文《淡江記》>)

 

「我知道我有人世的眷戀,然而有一陣子我亦是與天地不能平,變得憤懣。來淡水,我是起了意不理人了。……而我是要迎風一飛,走到比南國閒夢更深更遠的天地裡,日月照不盡,光華燦爛不盡,風從那裡最先吹起。」(丁亞民<對酒當歌>,《邊城兒》)

 

「我們幾步一留戀…淡水的街屋還是古樸的,是鄉土,也是中國的,人也是,遂連髒亂繁鬧也要安詳可喜,覺得一磚一石也和人有親,叫我詫異」。(丁亞民<浮生半日閒>《邊城兒》)

 

「中華民族制定了禮,便有了整個貞靜的底子。儘管天下久而久之也要起一番刀兵…人家的炊煙裊裊,一樹桃花林,或是陌上桑間的征人農夫,皆還是現世的安穩。」(謝材俊<星有好風,星有好雨>,《鐘鼓三年,我們走過藍天裡》)

 

三三的胡調勝於張腔,恐怕朱西甯和一九七六年是一個關鍵,那正是張愛玲和胡蘭成對朱家與「三三」諸人的影響力開始消長的時刻。

 

「三三」同人最早在文學獎中嶄露頭角,例如被認為最像張愛玲的蔣曉雲(蔣賢倚)、蘇偉貞和朱天文,都與朱西甯(頭號張迷)居間擢拔鼓勵有關。[2]然而朱天文「叛逃張愛玲」的心路歷程,已然在1996年<花憶前身-記胡蘭成八書>五萬字中昭然表露,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」中,朱天文復切切申說她的寫作受到的胡蘭成影響。其他叛逃張愛玲者又如朱天心、丁亞民等,亦多有「先認識了胡爺,才能懂得張愛玲」之說。身為「三三」大家長的朱西甯,更因為一九七六年迎胡蘭成至景美家居隔鄰講學,此後出張入胡。一九七八年朱西甯出版的散文集《日月長新花長生》即以胡的詩句為書名,一九七九年小說《獵狐記》影射胡被多方圍剿之事,至八0年代,復以一系列「中國文明」雜文將《聖經》與《易經》會通解釋。一九八三年出版《茶鄉》,並開筆寫《華太平家傳》。朱西甯晚年仍然苦心孤詣的信守「胡說」不渝,這一點,尤其在《華太平家傳》上見出。五十五萬字,終於成了「朱西甯未完」。其中苦心孤詣,念茲在茲的,仍是中國禮樂文明加基督傳教精神的胡式哲學。《華太平家傳》一書篇題與結構,如〈新春〉、〈金風送爽〉、〈清明曉霧〉,半世紀後竟仍然遙遙與胡蘭成自傳《今生今世》的〈暑夜〉、〈清明〉、〈採茶〉相對應。

 

  由是觀之,丁亞民掌鏡下的張愛玲與胡蘭成印象,恐怕和《三三》一貫的立場與觀點是脫不了干係的了。思想和感情上對胡蘭成的傾斜,表現在《三三集刊》整整28期的文字風格和同儕意識中,自然也可能表現在此劇之中,所謂「先認識了胡爺,才能懂得張愛玲」。

在胡張這段亂世情緣中,最困難的是一直以來欠缺張愛玲的說辭。沒有了「我的丈夫胡蘭成」這樣的文章,胡蘭成《今生今世》「民國女子」一章縱使寫得再顧盼風流,嫵媚多姿,亦難逃自說自話之譏。銀幣的那一面無由得知,觀眾的心情也就可以想見的了,看戲的心情,像一場贏不了又輸不起的賭,真真如張愛玲所說,長的是磨難,短的是人生。除了拿張愛玲1944年的<私語>和賴雅日記、晚近與友人書信拼湊外,我們所知道的張愛玲是在美四十年不詳,在上海時期具體細節,則依賴胡蘭成的眼和筆,尤其是胡蘭成1959年在日本完成的《今生今世》。身為「三三」同人,「先認識了胡爺,才能懂得張愛玲」的導演丁亞民,多少是導引了觀眾向「胡蘭成傳奇」上去發展的。即使與「胡爺」只有一面之緣,基於長久以來的情感,丁亞民不欲越《今生今世》一步,探測胡蘭成的政治爭議面。這誠然可以理解,但傳記畢竟不能抽離時代,而忽略人生的複雜、矛盾,甚至不統一的面相,只根據《今生今世》的夫子自道來理解胡蘭成,不消說,也知道是危險的。

 

江山如夢:胡蘭成到底是個怎樣的人?

就說胡蘭成這個人吧!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對比是朱天文和姚宜瑛對他的評價。一個去世二十餘年的人(胡蘭成於1981去世於日本),至今仍有如此巨大的評價落差,毋寧是令人詫異的。朱天文在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」上,惋惜胡蘭成至今生死成敗皆不分明,其人其事,幾可與李維史陀(Claude Levistrauss)、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和薩依德(Edward  W.Said)比並。而資深出版人姚宜瑛在1996年<她在藍色的月光中遠去>一文中,形容當年在朱(西甯)家見到胡蘭成,引一位文友的說法是「如果他鼻梁上抹點白粉,就是戲臺上蔣幹一流人物。京戲裡的蔣幹,個子不高,輕誚機靈善言,是成事不足的說客之流。這形容極傳神」[3]

 

薩依德遇上蔣幹,這樁公案怕一時片刻難以善了。認為「先生比張愛玲厲害多了」(朱天文語)的,除朱天文,丁亞民,當然還有朱西甯。朱西甯認為是胡影響了張的文字,「蘭先生開啟了她的情境與詩境」[4]。而為張愛玲作不平鳴並指斥胡蘭成無狀者,前有王孝廉稱其為「千年狐狸化作白衣秀士」,後如香港女作家蔣芸,蔣芸甚至說張愛玲對男人,「品味之低,令人吃驚」。[5]真相如何,莫由得知,但無辜的讀者從以上的衝突面倒是看出一點奇怪事,除了極大的形象落差之外,所有的胡蘭成疑義幾乎都是由討論張愛玲生發出來的。

 

無論在創作或學術上,兩岸文史學界對胡蘭成的討論都不多。1950年中共建國未幾,胡蘭成即由港赴日,1981年胡蘭成病逝於東京福生。中文著作九本(且流通性不高),文字風格沒有類似的典型可以比並,他精於醫卜星相,遊走於政治、宗教、哲學、文學之間,與書法、能樂、繪畫、陶藝、舞蹈、棋藝者善,然其言論思想極少被徵引討論,在任何一門都成不了家數,在日地位目前正由學者重新評估中。[6]反倒是1995張愛玲在美猝逝後,從張愛玲的文本與歷史評價,逝世的悼念,到所謂「張派」的界定,甚至從被歸為張派的「三三」諸人上溯淵源,都要順帶提上他一筆。胡蘭成竟然變成用來搜尋張愛玲或「三三」的關鍵字,或「附張愛玲之驥尾而留名文學史」嗎?黃錦樹<胡蘭成與新儒家>指他和梁漱溟、君毅這些新儒家頗不同道,[7]但他是什麼,恐怕仍然沒有人說得清楚。胡蘭成的是非成敗皆不分明,倒是真個不假。

 

平心而論,電視劇《她從海上來-張愛玲傳奇》的起首稍嫌沈悶(張愛玲初至美,訪胡適一節居然給跳過去了,好吧)。美國麥道爾文藝營的茫茫雪地中,劇情在無重力狀態中漂浮著,從第十集胡蘭成上場後,才脫離了單線敘述。胡蘭成和張愛玲之間的對手戲使全劇進入一種蓄積張力狀態。熟讀張胡二人文字的讀者,忍受著沈悶迂緩的調性,陷入和腦海中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字汪洋比對的困境。暗紅牆面、落地窗帷和高樓市聲中,沒完沒了的文藝腔劈頭砸下來,天地荒荒,只剩兩個人。要到最後幾集,胡蘭成出亡,劇情才突然進入緊湊與高潮。時代與人的衝突,感情中不能並存的兩方,均由此尖銳的對立起來。幾場對手戲中,原本稍嫌稚弱的劉若英的表現竟壓倒一直意態穩妥的趙文瑄,溫州一別的雨中涕泣,上海最後一晤的驚狂駭叫,如金石裂帛,驚動十方。說時遲那時快,一封決絕信後,張胡戀情瞬間落幕。張愛玲在美四十年竟成餘生,浮光倒影、黑白剪接紀錄片一般草草交代了一切。

 

那一個在劉大任眼中沿牆疾走的蒼白女子,郭松棻形容她過馬路像一片葉子被吹過對街,她穿著純白毛拖鞋,假髮灰罩袍在汽車旅館會客室見房東兼朋友林式同,戴文采1988在洛杉磯見到的張愛玲大約剩八十磅,彎腰倒垃圾的姿勢像兩片葉子貼在一起。一本《對照記》,停格於1966年,獨獨沒有的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,及一生中最後三十年的影像。像一朵花,她就只是萎謝了。而自十集至十九集,佔去張愛玲劇中整整半生戲份的胡蘭成,他就注定只留下一個風流情種的概括印象嗎?柳絮飛揚中,黃包車上和張愛玲二人親密依偎的身影,和後來面對張愛玲要求表態時,一句「我不能選擇不是因為我不愛你,而是我不這樣來愛你」,或將成為一般觀眾「胡蘭成印象」中令人喟嘆的經典,然而飾演胡蘭成的趙文瑄,俊挺的長袍身影與迷人笑渦,富磁性的聲音,努力詮釋著的,是這樣的一個人嗎?

 

事實往往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。就說胡蘭成在張愛玲生命中的的上場前和上場後吧!

 

 1906年生於浙江嵊縣,最高學歷為燕京大學旁聽生的胡蘭成,在1944年識得張愛玲之前,原本和文壇並無關連,他沒有寫過任何文藝作品,反倒是官場中人。確切一點來說,19401944年間恰恰是胡蘭成風雲詭譎生死攸關的時刻。這一點,我們從完整版(1990年三三書坊版)的《今生今世》可歷歷得到印證,只是胡蘭成上海這段政壇翻滾寫在《今生今世》後半的「瀛海三淺」佘愛珍部分,讀者不留心的話很難察覺那正是與張愛玲交往同時,以及稍早於此的情事。[8]

 

早在1937(蘆溝橋事變日軍侵華那年)起,胡蘭成從廣西一介名不見經傳的中學教師輾轉在汪精衛的賞識下,歷任汪系上海《中華日報》、香港《南華日報》主筆,1940汪精衛政權在南京成立後,胡蘭成與周佛海形成對峙局面,被周佛海免去宣傳部長、《中華日報》主筆之職,後與特工總隊負責人李士群合辦《國民新聞報》。1941年,太平洋戰爭爆發,日軍敗象漸露。汪政權在日本主導下成立清鄉委員會,胡遭李排擠,遂與李士群手下掌控「七十六號」情報特務的吳四寶交好(並與吳四寶的夫人佘愛珍相熟),用離間計與借刀殺人手法先後除去李吳二人。這之間,幫助胡蘭成除去李士群的,就是胡蘭成的同鄉,偽稅警總團副團長兼上海保安司令熊劍東,和日本憲兵隊長岡村。當時,汪精衛任胡蘭成為行政院法制局局長,南京丹鳳街石婆婆巷他的寓所中有第三任老婆應英娣,上海大西路美麗園又有一居所,由姪女青芸照管。

 

1943年,胡蘭成因周佛海的攻擊又被免除法制局局長一職,藉由日本友人池田篤紀的關係,在「日中懇談會」發表專論稿,名動日本。也正是當時,他「日本必敗,汪政權必亡」的論調觸怒了汪精衛,於是才有1943127在南京家中被抓,囚於上海48天生死未卜的災厄,而後因為日本對汪施加壓力轉危為安。194421胡蘭成回到上海,向蘇青要了張愛玲的地址,才展開了我們所知道的(也是《她從海上來》一劇的)胡張戀情。

 

19442月後正與張愛玲交往的胡蘭成,據《今生今世》「瀛海三淺」部分所載,在上海仍與汪精衛、熊劍東、吳太太(佘愛珍)、胡金人往來,甚至佘愛珍還到過他南京家中作客(佘愛珍於日本投降後因漢奸罪下獄,後輾轉與胡會合於香港、日本,1954於日本與胡結婚)。19448月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婚書,9月去武漢,又開展另一段與護士小周的戀情。胡蘭成名為辦《大楚報》,事實上是應日本宇垣一成大將之請,前往籌辦一軍事政治學校,計畫成立軍政府。1945年初,汪精衛病逝日本,南京的官吏窮途末路,「他們勾結重慶,成了半公開」,只有胡蘭成,他另有所圖。19458月日本投降,據完整版《今生今世》(三三,1990版)<漢皋解珮>所記:「我遂與二十九軍軍長鄒平凡宣布武漢獨立…擁兵數萬,拒絕(按:重慶政府)接收」。胡蘭成的壯志毀於一場登革熱病與鄒平凡的轉向,武漢只獨立了十三日,在全國緝捕漢奸之下,胡蘭成亡命出逃(周佛海等人被捕後槍決)。同年12月胡蘭成即與伴他出逃的范秀美結婚,才過兩個月,19462月,張愛玲迢迢來溫州探訪,想著「你就在那裡,這溫州城就像含有寶珠在放光」。

 

這樣前後說來,張愛玲在「胡蘭成傳奇」中的戲份實在沒有想像中的重。僅有的相處半年中,胡蘭成不只南京上海來來去去,甚且心有旁鶩。在《她從海上來-張愛玲傳奇》中,胡蘭成不但被放大處理,且摒除雜質,一意美化了。

 

我們至今無由得知,1959年張愛玲(1956已與賴雅結婚)再度寫信給胡蘭成的初衷。當時胡蘭成在日本,在佘愛珍相伴下已寫成《山河歲月》與《今生今世》。張愛玲託池田轉來一信,向胡蘭成借《戰難和亦不易》、《文明的傳統》二書參考,胡蘭成在佘愛珍的攥弄下回信,答二書手邊沒有,但寄了剛出版的《今生今世》上冊給張愛玲,語帶撩撥。張愛玲回信請他莫要誤會此信有其他涵意,並請下冊出版時一併寄給她,此後胡張之間音信正式絕斷。香港女作家蔣芸(<為張愛玲叫屈>一文)認為這是一張重要的明信片,她是意圖試探,並不是真要那兩本政論集參考什麼。正如《半生緣》裡曼楨對世鈞的心情,經過了那麼多歲月,吃了那麼多苦頭,她要聽的不過是那一句話,不過是一句話…。只不過,她再次失望了,倒底是那樣一個人。

 

我們要注意的倒是胡蘭成寄去的是(1959在日本出版的)完整版《今生今世》,而且張愛玲還願意看下冊。這是否可以說明,透過胡蘭成這部鉅細靡遺的情史備忘錄,在事隔十餘年後,張愛玲才明白了當年在上海時,胡蘭成除了前後的英娣、小周,還有佘愛珍等多名女子。她終於「明白得徹徹底底,天地都為之一亮」(朱天文語),這世界,果然沒有一個是誇張的,也沒有一個是委屈的。1975年,張愛玲之所以會致信朱西甯莫寫其傳記,並自此與朱家音書絕斷,當也是由「五餅二魚」一信看出朱與胡立場愈來愈接近的緣故。

 

從政治立場到情感態度,胡蘭成都有著一貫的超驗性。他自比為劉邦或國父,自稱為「浪子」,能「無端歡喜,驚險亦如驚豔,無因無由忽又有了辦法,故不墮劫數」。一九六四年寫於日本的〈反省篇〉中,可看出胡蘭成始終以「亡命」自居(不承認現在的權力,不服罪),他是要創建新秩序,因此理直氣壯,毫無愧疚之感。其實,早在溫州「避難」時期,背負著各方「漢奸」指責的胡蘭成,就有這樣的文學與人生觀。在《苦竹》上,他說:「我寫,只是因為我自己喜歡,並不為了什麼。我想革命也一樣,有人可以作了錯事,仍然不是罪惡的,也有人作了好事,而仍然不偉大。」胡蘭成也不認為自己算漢奸,因為「歷史上凡是漢奸,總是滿腔怨毒的」。「不殺無辜是人道,多殺無辜是天道」,他是「有回味而無反省」,「只有憂患,而無不滿」,如同他自己形容日本人。

 

胡蘭成曾以「時代的弄潮兒」自嘲,只是,張愛玲、黃逸梵、姑姑,乃至張子靜,還有當時與張愛玲好友柯靈和蘇青,哪一個不慘遭滅頂!時代是倉促的,一直在破壞中,柯靈在日軍統治下的上海就入獄二次;蘇青留在大陸,歷經文革打擊,貧病以終;兩個年輕時志高氣盛的留洋女性(黃逸梵、姑姑),到頭來選擇的仍是飄零無依的一生。面對親人離散,世景荒涼,一襲寒愴藍袍的張子靜知道張愛玲(唯一的親姊姊)連走也不告訴他一聲,在街頭四顧徬徨,不覺啜泣起來。天地不仁,唯獨胡蘭成,「對於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,與人世的割恩斷愛,要我流一滴淚總也不能了」。

 

三 水露花枝:如何理解《禪是一枝花》與《荒人手記》?

胡蘭成在19447月《天地》月刊<隨筆六則>一文,有一段頗能解說他一生情感態度的文章(其時正與張愛玲熱戀中):「一個人可以後半生作和尚,靠著前半生絢爛的餘情來潤澤自己,到他坐化的時候還不凅竭」,「從現實人生折下來的禪悟,靠的是現實人生的殘餘水分養著的」。而這正是朱天文1994年《荒人手記》的開頭首章:「前半生繁華旂旎的色境作成水露,供養他後半生了寂無色的花枝」。這時差半世紀,整整五十年的謎。

 

很多人讀不懂朱天文1994年的《荒人手記》,當然,也包括胡蘭成1976年的《禪是一枝花》。直到1996年朱天文〈花憶前身記胡蘭成八書〉五萬字,好不容易打破戒默來談胡老師,以及三三,仍然一樣是不懂。事實上不懂胡蘭成,幾乎就不能懂朱天文八0年代以來的文本。<柴師父>、<世紀末的華麗>、<肉身菩薩>、《荒人手記》,甚至晚近的<巫言>,莫不皆然。

 

朱天文之於胡蘭成的師承,在黃錦樹1995年<神姬之舞>[9]和朱天文1996年<花憶前身>二文之後已然明晰,《荒人手記》確是朱天文向蘭師致祭之舞,對胡蘭成「女人論」的一個回應。然而朱天文具體叛逃張愛玲的時間要更早,可不是1994年《荒人手記》。確切一點來說,1976年胡蘭成的《禪是一枝花》就是一個關鍵。

 

胡蘭成《禪是一枝花》這本書,值得注意的地方,不只是它是胡蘭成以禪學為主題的唯一著作,最為關鍵的,是它的寫作時間。一九七六年,時正當胡蘭成七十歲之齡。在《山河歲月》(1954)闡述中國禮樂文明之後,《建國新書》(1969)發揚岡潔、湯川秀樹的理論,《華學科學與哲學》(1974,後易名為《革命要詩與學問》)首次提出「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則」。在一九七六年時,移居朱家隔鄰的胡蘭成,他的哲學體系,除後期的「女子創立文明論」外,皆已完備。《禪是一枝花》一書,以禪論情,體製與胡蘭成之前作品(時論、散文、理論)絕不相侔,算是他晚年學問成熟期之作。胡蘭成對朱天文的另眼相看,從一九七六年初所說「漢末文星聚於穎上,今文星聚在景美」。至夏天居朱家隔鄰時,〈來寫朱天文〉一文,以朱天文與張愛玲並列,並譽之為「天才者」可明顯看出。當時的朱天文,年僅二十,初初學寫作於報刊上,連第一本書(《喬太守新記》,1977)都還沒出版,亦尚未得過文學獎。於今視之,胡蘭成當時略嫌誇大的讚譽,竟成今日精確的預言。朱天文在文本中多自比張愛玲,或無意識的與張比鬥,或亦緣此而來。

 

要理解胡蘭成《禪是一枝花》這本書,《革命要詩與學問》中的〈機論〉一文,必須取與對照閱讀。這篇寫成於一九七六年元月的〈機論〉,實即半年後《禪是一枝花》的寫作緣起。易言之,《禪是一枝花》是〈機論〉的擴大。《禪是一枝花》,表面解說禪宗公案百則,事實上以禪喻人生,多有感情啟悟與分身千萬的寫作玄機於其中,「一竿子所謂哥哥嫂嫂表哥表姊都是胡先生的化身」。[10]胡蘭成在〈機論〉「道機與禪機」此一章節,就明白表示了:「看《碧巖錄》不懂時是不懂,懂了時如看三國演義與西遊記,歷歷分明」。《禪是一枝花》序言亦云:「小孩兒有時候說謊話,是為了想說更真的話」。無怪乎讀者如墜雲端,「看《碧巖錄》的每一則,是見一枝花,如夢如似」。

 

胡蘭成於〈機論〉中,將西來的佛理,與中國易經卦爻和老莊學說合論,禪即機也,機是危機,也是轉機。用胡蘭成自己喜歡的一句話來說:「人世驚險,人間驚豔」。「禪是思想,是一個機字」,「機在於陰陽變化生生之先端」。這種種理念,是人生,也是文學與情愛的啟蒙。在《禪是一枝花》中,藉北宋雲門宗的雪竇禪師《頌公案百則》(即《碧巖錄》),作了完整的詮釋。簡單來說,1976年胡蘭成在朱家隔鄰講學期間(5月至7月)完成的這部書,不只是佛書,而且是論情之書。

 

《禪是一枝花》,和朱天文的種種文本,頗念念於心,存在一種「互見」、「互文」的關係,尤其是〈花憶前身記胡蘭成八書〉。例如:

 

「比較淒豔的發誓是如寫在《禪是一枝花》堛漱蔭蛂A當年我曾借來用作新書的序:「水仙已乘鯉魚去,一夜芙蕖紅淚多」。佛去了也,唯有你在。而你在亦即是佛的意思在了,以後大事要靠你呢。你若是芙蕖,你就在紅淚清露堬捷}吧!」(朱天文〈花憶前身〉)

 

「但是你若不當佛是師,而是冤家,則思慕佛即是於你自身之親。有李商隱的兩句詩煞是叫人心疼,曰:「水仙已乘鯉魚去,一夜芙蕖紅淚多」。佛去了也,唯有你在。而你在亦即是佛的意思在了,以後大事要靠你呢!你若是芙蕖,你就在紅淚清露堬捷}吧!」(胡蘭成《禪是一枝花》P.56

 

一九九六朱天文〈花憶前身〉,之於一九七六胡蘭成《禪是一枝花》,正如〈巫時〉所言,「時間到這堙A只得,沒辦法的只得,慢了下來」。就如同壞掉二十年的電鈴,它等於不存在了。一九九六年朱天文的〈花憶前身〉五萬字,念念無一日或忘的,並非淡江風日、牧羊橋上、三三諸友,或那段年少氣盛的「荒唐仗」。那是二十年前,佛祖手中的一念頓悟。禪是一枝在紅淚清露裡盛開的花,那花所憶的前身,即是胡蘭成及當時的自己。朱天文〈花憶前身-記胡蘭成八書〉,應即是從八個角度,來說明和對應她和胡蘭成這段師徒因緣,同時,也等於為兩年前《荒人手記》(1994年)的寫作動機和內容作了註解。《荒人手記》究竟緣何而寫?它的前身《日神的後裔》只寫成一個未竟的篇章,就「突然寫不下去了」,必須要嫁接到男同性戀肉身上才得以完成「言猶未盡」的部分,至此,可以得到較為接近事實的理解。

 

1994年朱天文《荒人手記》一書,成書至今九年,所受到的注目和討論不知凡幾,可是有多少讀者看此書時,如同讀《禪是一枝花》,「如夢相似」。正如同胡蘭成所言,讀《碧巖錄》,「可比雨中隔著柳陰花陰,聽垣內語聲笑聲」。歷來理解《荒人手記》,不外如下幾個角度或議題:國族、性別(同志)、離散、現代與後現代。無論是有意識的抗拒男性書寫美學與結構,實踐了陰性烏托邦;或對現代社會的譴責,「世紀末」與「荒人」取自艾略特《荒原》(The Waste Land)隱喻,以同性戀暗示省籍認同的困境;以及質疑《荒人手記》一書的同志意識有「曖昧性」與「反動性」種種,都不一定是對的。一九九四年獲得了第一屆「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」的《荒人手記》,或許正如評審之一的東年所說「表面上寫男同性戀,事實上引李維史陀與傅柯的理論表明同性戀不欲被收編。它所達到的深度是無限的,也許遠遠超過我們評審的能力」。

 

原名《寂寞之鄉》、《航向色情烏托邦》的《荒人手記》,果真是「一朵陰性靈魂裝在陽性身軀堙v嗎?或如黃錦樹所言「被〈世紀末的華麗〉中米亞所寄身的〈肉身菩薩〉小佟」?「我」和阿堯,如果可能,是誰的分身移位?承上文所論,胡蘭成和朱天文作品之間存在著的「千絲萬縷的對話關係」(亦即「互文性」,intertextuality)仍然不可小覷。雌雄同體,跨越性別的意念,與承繼自胡蘭成《禪是一枝花》的分身技巧,才是解讀朱天文及其《荒人手記》時,一直被忽略的另一種可能。

 

就《荒人手記》的故事梗概來說,主述者我(名為「小韶」)與阿堯是初中同學,阿堯甚至有名有姓的叫「黃書堯」,家開中醫診所,是中日混血兒。阿堯母親原為日本女學生,在京都認識念文學的阿堯父親。主述者與阿堯,前者怯於同志身份,後者則到處宣揚鼓吹同性戀合法權利。阿堯「是走上街頭的正片」,主述者則「不過是鄉愿的負片」。《荒人》一書,除了食傷的情慾,及以書寫作為悼亡和保存記憶的方式外,更重要的是點出了「我」和「阿堯」獨特而絕對的關係。相形之下,傑、永桔、高鸚鵡和費多小兒等,皆只是肉身道場,浮花浪蕊。分身千萬,其實都只是用來彰顯「我」和阿堯之間悖離而依存的內在關係。「阿堯」在小說中,時而是作者的同輩,時而化身為年長者,角色定位十分可疑:「情字這條路,多方面來說,阿堯都是我的啟蒙,前輩。」(《荒人手記》,P.71);「他晚年種種,我後來始悟,那是連他卻不自知的預感到來日無多。」(《荒人手記》,P.41);「你小心身體,這麼老了」(《荒人手記》,P.42)。主述者「我」,對「阿堯」的態度,不像是密友,而反像面對神祇,在這一點上,作者不但是「以華麗寫蒼涼」,也是以淫猥寫聖嚴的。這就是為什麼,阿堯受愛滋侵蝕的屍身燒成的骨灰,那戒指狀骨環,「其形,倒真像一人盤腿在那堨揮丑v。送焚了阿堯,「我」捧著骨灰,回到了阿堯位在福生的家:

 

「九十一劫,三劫有佛,餘劫皆無有佛,甚可憐愍。所以佛世難值,如優曇波羅花樹花,時時一有,其人不見」。(《荒人手記》,P.218

 

這不正是朱天文〈花憶前身-記胡蘭成八書〉中,「優曇波羅之書」以佛喻胡的文字嗎?

「〈大知度論〉云,佛世難值,如優曇波羅樹華,時時一有,其人不見。所謂佛世,黃金的盟誓年代嗎?」

 

「阿堯」所指為何人?於此亦可明矣,應即為胡蘭成。而「我們」、「我同類們」,仍是指「男同志」或「眷村生活」嗎?顯然不是的。那是一個秩序外的世界,「我們」是違規者。「同志」身份只是一個障眼法,「色情烏托邦」、「無性生殖」、「異性戀同性戀化了」,或許都是胡蘭成晚年女人文明論的滿天花雨。《荒人手記》一書,不是因為作者前進的女性意識,使她充滿烏托邦的想像,期待母系社會的來臨;也不是政治不滿的隱性投射,正如同〈柴師父〉不一定需要以眷村經驗去理解一樣。巫女(女巫)與神姬,甚至朱天文近作〈巫時〉、<巫言>,都象徵一種人與鬼神的相通,時間的停滯與美感的終極體驗,進而拓展為一種超越的宇宙文明論。因此〈世紀末的華麗〉中的米亞、〈肉身菩薩〉中的小佟、《荒人手記》中的高鸚鵡、反覆搬演著這套乾燥花、藥草茶、顏色與香氣的青春幻術。胡蘭成所謂「年青而美,有神的光輝」。

 

回應胡蘭成念茲在茲,青春聖潔的「神姬之舞」的,只有《荒人手記》嗎?其實還有〈世紀末的華麗〉中的米亞。在朱天文寫成於一九九0年的〈世紀末的華麗〉中,她這樣形容二十五歲的模特兒米亞:「米亞卻恐怕是個巫女。她養滿屋子乾燥花草,像藥坊」,「從乾燥花一路觀察追蹤,到製作藥草茶、壓花、手製紙」,除了發展對嗅覺的依賴外,只為「絕望的保留下花的鮮豔顏色」。

 

時光更易,青春不能久留。乾燥花,其實是作為留住時間、拒絕時間,或凝結時間的隱喻;在《荒人手記》中,朱天文虛構了一個同性戀的色情烏托邦,念念不忘的是「凍結之美,拒絕時間,有時間就有折損。我們變成馬拉美筆下那隻絕色天鵝,在冬日寒水裡自願太久終至冰封雙足,再也無法掙脫」。並以「書寫」和時間抗衡:「時間是不可逆的,生命是不可逆的,然則書寫的時候,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」。在新作〈巫時〉中,等候一卷傳真紙,竟如同從天庭到地上一樣遙遙無期(便捷的科技工具反成了「絕天地通」)。時間至此,彷彿停滯下來,在桂花香中,忘記前行。在魔幻的時空中,有一種無法言說的時差,穿越了胡蘭成的理論與朱天文的文本,隱隱發著幽光。那是老靈魂的顯影,也是正片(阿堯)與負片(「我」)錯雜交疊的人生。

 

時人對此一枝花,如夢相似,如夢的是江山,也是華年。「三三」與朱天文,對胡蘭成來說,是對象,也是自身的青春枝葉,半生仙緣,無心開出的一枝花。佛法本是銀碗,言語是盛碗的雪,好新鮮照耀。其間分別,難以理論說明,惟可以以詩意來說明。禪是一枝花,而那花,只能在紅淚清露堬捷}。那花,憶的是此「前身」嗎?朱天文〈花憶前身憶胡蘭成八書〉,以五萬字長文,苦心孤詣作為《荒人手記》的註解,同時對二十年前胡蘭成《禪是一枝花》獻上禮敬,實在有著賈寶玉在雪夜中拜別賈政的蒼涼與透徹。這也就是為什麼,胡蘭成在日本寫成了《今生今世》,巴巴結結也只想給張愛玲看吧。

 

對散文寫作,胡蘭成有一個獨到的看法,「散文單是寫的性情,而未成故事或理論,所以讀者不易知其好。其實是散文最可看出作者的有天才沒有天才」,「有作為的人可以是作家,但可貴的是他本身就是作品」。他那種獨特如廢名禪詩一般的胡體抒情文,往往上一句豔麗欲流,下一句卻晦澀如偈,他的人生和文學,至今都是很難讀懂的一個謎。採四海花,釀天下酒,終究難底於成。然而,「不徹底」與「未完成」,又似乎是張愛玲與胡蘭成此生唯一共同之處。張愛玲去世之前,整整對胡蘭成保持了半世紀的沈默。不屑或不忍,都有可能。對一位寫作者而言,作品幸得知己相知,被看得坐直起腰來,又能有幾人呢?

 

 

 

 



[1] 丁亞民與王蕙玲文,收入《她從海上來-張愛玲傳奇》電視劇本(天下遠見,2004

[2] 蔣曉雲、蔣家語都是朱西甯在文藝營中賞識的學生,1976年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,得獎者除蔣曉雲外,又有朱天文、朱天心,朱西甯因任評審而受爭議。林綠(丁善雄)<從朱西甯的論談起-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有感>,指出評審朱西甯以蔣曉雲比張愛玲,事實上蔣曉雲可能是熟讀朱西甯而貌似張愛玲的。林綠文見《林綠評論集》(國家,1977),朱西甯<聰明與樂觀-小論蔣賢倚>,見《一九八0》(文豪,1977),及朱西甯《曲理篇》(慧龍,1978)。

[3] 姚宜瑛文,原載《中央副刊》1996.5.25,收入姚宜瑛《十六棵玫瑰》(爾雅,200310月)。朱天文〈花憶前身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〉,收入研討會論文集《再讀張愛玲》(香港:牛津大學出版社,2002),下文所引朱天文語亦出此。

[4]朱西甯,〈點撥與造就〉,載於《聯合文學》1112期,199510月。

[5]王孝廉<山河歲月-淺論胡蘭成的「今生今世」>,收入王孝廉《花落碧巖》(時報,1986)。王文作:「多情的女子所陶醉的是白衣秀士的過人才華和灑然風度,而白衣秀士眼中所見的女子,則是如何以女子的鮮血供養自己的狐身」。

蔣芸<為張愛玲叫屈>,見《再讀張愛玲》(香港:牛津大學出版社,2002),

[6] 金文京<胡蘭成對台灣文學之影響及其與日本近代文藝思想之關係>,指胡蘭成在日與浪漫派文人保田與重郎友好,然保田對胡的褒揚不無疑義。199911月,台大「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。

[7]黃錦樹,<胡蘭成與新儒家>一文見《中山人文學報》14期,200110月;〈世俗的救贖或超越之路:論張派作家胡蘭成〉,輔大第四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,200111月。

[8] 《今生今世》胡蘭成寫成於1959年日本,1976年刪去「漁樵閒話」數萬字與汪精衛政府有關部分,在台(遠景出版社)出版,當時出版此書仍被文壇抨擊,1990年三三書坊復為之出完整版。據此與王怡〈胡蘭成其人其事〉(《傳記文學》67:6199512月)比對,均若合符節。

 

[9]黃錦樹,〈神姬之舞後四十回?(後)現代啟示錄?論朱天文〉,收入朱天文《花憶前身》,及黃錦樹《謊言與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》,麥田,2003

 

[10]見《山河歲月》(遠流1990)書前朱天文編輯報告。表哥、二哥、同學或是「胡先生的化身」,「郭渙」為朱西甯,「宜蕙」疑為仙枝,「李小姐」、「堂妹」、「妹妹」,則似朱天文。詳於張瑞芬<明月前身幽蘭谷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>,政大《台灣文學學報》四期,20038月。